作者：国家图书馆编
出版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时间：2002年
格式：PDG
大小：39.14GB
册数：167册
价格：120元
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包括以下四种：
1、东北卷：12册（2.7G）
2、华北卷：66册+索引1册（17.27G）
3、华东卷上编：68册（14.31G）
4、西北卷：20册（4.87G）
华东卷上编共应80册，缺第01、0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31、34、80诸册，故现有为68册。东北卷、华北卷、西北卷完整无缺。
华 北 卷
该卷所收人物传记资料由明、清两代及民国时期华北地区（北京市、天津市、山西省、河北省、内蒙古自治区）一千一百余种方志中精心遴选出四百余种整理、汇编、影印而成。不但内容涉及方志中与人物有关的各类传记、表志及与艺文志中的墓志、碑记、传诔等，帝王将相、三教九流，无所不包；而且所收人物远及上古，下迄民国。与记载人物传记资料的其他历史文献相比，本丛刊无论从所收人物的数量、范围，还是从其所包容的时间断限、社会历史及地域人文内涵看，都是最全面、最丰富的，因而也最具参考价值。
东 北 卷
本卷由1949年以前编纂的现属东北地区的一百余种方志中精心辑录、整理、汇编而成。内容包括方志中的各类人物传记、各种表志及艺文志中的墓志、碑记、传诔等。涉及人物远至上古 ，下迄民国；从名宦、乡型、乡宦、仕进，到孝友、节烈、耆旧、寿民、方技等，网罗殆尽 。堪称内容最全面充分，范围最广博齐全、参考价值最大的记载东北地区人物传记资料的大型历史文献汇编。本卷每册卷首置细目，以便分类检索。另附《人物姓名笔画索引》一册。
华 东 卷 上 编
华东卷上编共收录山东、江西、福建、台湾四省300多种方志中4万余历史人物的传记资料。资料摘自每种方志中的人物志、职官志、选举志和艺文志等，对研究该四省籍和曾经任职于四省的历史人物，无疑是最翔实的参考文献。
西 北 卷
本书为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的第一部—西北地区分卷。所收人物传记资料是从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明代、清代、民国时期西北五省区（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）近600种方志中精选出的228种方志，基本囊括了北图所藏西北五省区各州府县志。选编的内容涉及方志中与人物有关的各个门类，主要有：各类人物传；各类表志；还有金石、文徵、艺文类中的墓志、碑铭、传记、去思录等等。收录的人物传记资料在时限上远及上古，下迄民国；在范围上，无论帝王将相，三教九流，无所不包。其中还穿插着不少当时的编纂者（多为历史文化名人）所做的按语。
出 版 说 明
中国的地方志源远流长，其踪迹可溯至上古。据史籍记载：周置五史，专司典籍及记事之职，列国诸侯亦有记事之史。其典守的地理书与记注的志乘、春秋之类，均藏于周官。小史掌邦国之志，外文掌四方之志，职方拿天下之图。故司马光、马光祖二人都以为方志之书起源于周官所掌（见《河南志序》、《景定建康志》）。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对此也有同感，他认为，史“有天下之史，有一国之史，有一家之史，有一人之史。传状志述，一人之史也；家乘谱牒，一家之史也；郡府县志，一国之史也；综纪一朝，天下之史也”（《州县请立志科议》）。章氏此言，实比附方志出于周官之说。所谓“一国之史”，即小史所掌的“邦国之志”（“一国”、“邦国”均指秦汉以后的地方行政区域，如府郡州县等；“中国”则统称为“天下”），也正是后世的方志之书。
从现存典籍来看，成书于先秦时期的《尚书·禹贡》和《山海经》，应为方志的萌芽；汉以后的《越绝书》、《吴越春秋》、《华阳国志》、《三辅黄图》、《洛阳伽蓝记》等，已初具史志规模；隋唐以下，又编纂了总志，如《诸州图经集》、《区宇图志》、《元和郡县志》等；《太平寰宇记》更增以人物及艺文，遂成州县志书之滥觞。元明以后，各地方志的修撰不仅数量大增，在体例上也有所变化，即人物传记类及书目艺文类内容不断膨胀，乃至引起了清乾隆时期四库馆臣的批评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史部地理类序》说：“元明以后，体例相沿，列传侔乎家牒，艺文溢于总集，末大于本，而舆图反若附录。”方志的体例究竟应该如何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，但作为汇集一方综合资料、且又续修不断的史志来说，反映历史发展中变化较大的人文方面的内容，当然应大大多于相对稳定的自然地理状况。实际上，正是方志中异常丰富的人物传记资料，使我们产生了编纂此书的念头。
在中国古代史料中，比较集中反映人物传记内容的体裁大约有四种：正史、年谱、墓志和方志。正史由国家的专门机构负责编撰，在材料的搜集，人力、财力诸方面均有充分的保证，因此其人物传记具有史料翔实、语言文字水平较高等优点。但正史的“国史”性质，决定了它在所收人物的数量和层次上，要受极大的限制，相当多有一定影响的历史人物不能入选，或虽予列入，却因篇幅等方面的制约而语焉不详。年谱按年代顺序记录谱主的生平事迹及相关履历，是一种非常系统的个体人物传记资料。但编撰过年谱的历史人物毕竟是极少数。而且年谱的编撰及收藏都具有较大的独立性，人们查阅起来很不方便。墓志是墓主死后人们为其撰写并刻于石碑上的传记性文字，也是一种价值较高的史料，不少墓志还兼具了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。然而墓志大多是埋于地下很多年后才陆续出土，出土后尚需墨拓后方可流传使用。方志与正史在体例上有不少相近之处。例如正史中除去一般的人物列传外，还有儒学、文苑、循吏、方术、孝友、列女等类传；方志也是如此，不仅有人物列传，另外还开辟了先贤、忠义、艺术、逸民等类目。
方志在体例上与正史也有不同的地方。具体到人物传记资料方面，由于限制较少，方志不仅所收人物的数量和记述的细节较多外，还经常在条目的设置和资料的排比运用上别出心裁。这种有悖于正史传统观念的做法，大概正是招致四库馆臣批评的主要原因吧。不过，事物总有其两面性，从史料学宁滥勿缺的角度来看，方志中不少“类例不精”、“头绪烦杂”的记载，对于我们今日的研究工作还是十分有用的。例如清代不少方志中都有“职官”、“秩官”一类的表志，将辖区内的文武官员按先后次序逐一排列，上至总督巡抚，下到各县参佐，所列之人一般虽只有姓名、品秩、任期等寥寥数语，由于年代久远，篇幅仍十分庞大。如此烦杂的表志，实质性内容又不多，因此很难引起研究者的关注。但细究起来我们就会发现，这是一份较为完整的地方官吏任职档案，不仅对当地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，其中一些内容还可以作为旁证，去印证、核实某些可能是十分重要的史实。如果将多个地区方志中的此类表志集中起来，进行比较研究，我们甚至可以从中透视出满清政府二百多年来在用人制度、民族政策上的某些轨迹。一些方志还将本地区在某次战役或事件中阵亡、死难者的名录汇集成编。如《陕西通志》中就有乾嘉时期征金川、征甘肃、征川楚，咸丰间从征江南，以及不同时期其它战役与事变中死亡者的名单，所列极为详细。此举在当时大概出于表彰、纪念之意，有无史料价值呢？当然有。通过上述资料，再参考其它文献，我们至少可以对该次战役的规模、激烈程度，军队人员的组成，使用情况，以及战役或事变之后对当地所产生的影响作出某些判断。
方志在体例上相对灵活的另一个表现是，在它们的“金石”、“文征”或“艺文”类中，也保存了大量的人物传记资料，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墓志。
前面曾提到过，墓志是重要的人物传记资料，但仅靠出土后的墓志，流传、使用都很不方便。一些地区在修撰方志时，便将当地人所撰写，或当地人物的墓志铭文收集起来，汇编进去。例如，仅在西北几省的方志中就收录了数百种墓志铭，以及有关墓志铭的考证及线索。这就极大地方便了墓志资料的使用者。
在上述四种体裁的人物传记史料中，只有正史是一部完整的、经过后人整理过的书，并且具有检索系统。方志中的人物传记资料虽然十分丰富，而且中国古代的地方志数量也相常多（据《全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记载，约有八千多种），但这些方志大多藏在各地图书馆的善本库中，研究者使用起来甚为不便。年谱、墓志的情况也大体如此。为此，我社于一九九三年便制订了编辑出版《年谱丛刊》和《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》的计划。经过六年的努力，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》已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出版。《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》二 OO一年起，可以陆续问世。至二OO二年，集史料价值与书法艺术价值于一身的《墓志丛刊》，也将与广大读者见面。
与《北京图书尔藏珍本年谱丛刊》一样，《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》也以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为底本编辑影印而成。国家图书馆共藏有中国地方志六千四百多种，约占《全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中所列书目的百分之八十。本丛刊直接采用的地方志有三千种左右，但在编辑过程中参考对照的方志都在六千种以上。因为各地方志的修撰都具有连续性，后代续修者常把先前所修志书的一些内容全部照搬，或改动不大。因此，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为免重复，同一地区的方志在质量有保证的情况下，一般采用后修的本子；如早期的本子确实优于后来者，即采用前者，再用后修本子中的内容作补充。全书共分西北、西南、东北、华北、华南、华东六卷。为便于使用，在每卷后附有人名笔画索引。
由于本书规模较大，原书的体例又很复杂，加之编辑者水平所限，书中可能存在不少问题，敬希有关专家及研究者不吝指教，以便再版或续修时改正。
参加本丛刊编辑工作的除编委会名单所列外，还有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及北图出版社影印编辑室等处的其它同志。另外，河北大学图书馆崔广社、内蒙古图书馆贾凡、达来，以及冯惠民、李雄飞、张剑平等先生，为本书的资料收集、编目等工作提供了极多的帮助，在此一并表示感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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